中国 拳交 余来明： 《1367年的记忆：吴城之围与元末明初江南诗史的弯曲》
内容纲目： 易代之际体裁的演进往往与王朝更迭的历史事件密致联系。作为元末明初体裁中心的吴中，在元明鼎革的历史变局中资格由盛而衰的改换，而酿成改换的枢纽在于1366至1367年间长达十月的吴城之围。这一发生于元明易代之际的历史事件，使元末以来更生发展的江南诗歌碰到弯曲，以吴中为中心的江南诗东谈主行运因之发生改换，诗歌附和群体最终走向分解，张羽的“围中忆友”即是在非常情境下对元末江南诗坛盛景的追忆和横暴。入明以后，作为吴中诗东谈主前朝记忆的最好承载，吴城之围的资格在改变他们诗歌心扉表达的同期，也使他们更真切地体悟到东谈主生的无常，而高启、杨基等吴中诗东谈主非正常物化的结局中国 拳交，又为这种无常东谈主生作念了最好注脚。历史事件、东谈主物行运和诗史演进三者之间的交错关系，在元明易代之际得到清楚反应。
枢纽词： 1367年；吴城之围；吴中诗东谈主；心扉记忆；江南诗史
在中国历史上，王朝更迭常奉陪大边界的军事冲突，又往往少见股军事力量互相角逐，由此干戈涉及的区域也常十分广大。元末从至正八年（1348）前后接踵在黄河以南各地爆发的割据干戈，将南边地面的士东谈主带入了硝烟弥散的磨折地狱，死于“贼乱”者不计其数，所谓“世故一变更，十室九颠覆”，即是那时的实情写真。而在战火遍布的江南地面，有一处方位却显得格外坦然，这即是张士诚占领之下的苏州。从至正十六年（1356）攻陷苏州（时称平江），到至正二十七年（1367）城破，长达13年间，苏州城恒久处于张士诚斥逐之下。对避居吴城的士东谈主来说，张士诚治下的苏州是聚合附和的盼愿行止，体裁史上鼎鼎有名的“北郭诗社”就降生于此。元末吴中诗东谈主附和风俗的更生，恰是该时期江南诗坛更生征象的写真。
然而一切好意思好在被围困之后星离雨散。从至正二十六年（1366）十一月苏州城被围，到至正二十七年（1367）九月城破，在长达十个月的围城之困中，身陷城中的文东谈主资格了若何的东谈主生体验？城外士东谈主又是抱着若何的心态看待这种相称规的围城生活？在一个与外拆开的空间，濒临时刻失去人命的危急，诗东谈主会料到什么？作念些什么？写些什么？1366至1367年的苏州，不外是元末明初江南诗史的一个缩影。对彼时身处江南的诗东谈主们来说，张士诚治下吴城的坦然生活，仅仅他们片霎逃离乱离期间自我构筑的幻境，在被明兵围困之后走向坎坷，随之堕入无穷阴沉的山地：固然像高启、杨基、徐贲、张羽等东谈主，都荣幸躲过了围城之后的身故之厄，却最终未能脱逃非正常物化的行运。由此形老本文所说的“江南诗史的弯曲”，既包含入后光以吴中诗东谈主为中枢的江南诗东谈主行运的改换，同期也有他们不断追念“吴城记忆”心扉抒写的变化。从某种意旨上来说，诗歌是投入历史的最好阶梯。阅读元末明初诗东谈主写于1367年吴城被围时间以及之后追忆过往资格的作品，透见的恰是这一时期江南诗史记录历史、抒写心扉的某些侧面，亦然该时期江南诗歌由盛入衰的见证。
一、十月围城：易代之变与江南诗东谈主行运的改换
萝莉sex张士诚占据苏州（元称平江），是在至正十六年（1356）。当年二月，张士诚之弟张士德率军攻陷平江路，改平江路为隆平府。此时距离张士诚至正十三年（1353）起兵泰州已畴昔三年。三年间，张士诚的追随者曾经从领先的18东谈主，发展到十数万众；从领先的到处流窜、昆仲被杀，到占据泰州、兴化、高邮、扬州、常熟、通州等江浙一带的广大地域；其名号也由领先的张九四，而白衣苍狗成为了大周的诚王。在此历程中，张士诚屡次资格元朝雄师的征讨，却时常都能因势取胜；元朝政府曾经屡次试图招抚张士诚，却被他行为诱害元将的策略，李都、盛昭、孙撝等因此被杀。
张士诚占据平江之后，开动成就起日常料理的行政机构，建造弘文馆、枢密院以及太守、通守、县尹、府丞、从事等一系列的官署和职位。对于这一系列的改变，吴地士东谈主大多以详情的气派给予嘉赏。如杨基《送张府判诗序》称其：“渡江来吴，念吴民多艰，牧字者多非其才，悉选而更张之。”沉稳苏州站稳脚跟后，张士诚开动向周围推广，先后占据湖州、松江、常州、湖州、嘉兴等地。然而此时张士诚却迎来了另一割据势力的强力挑战，这即是那时照旧自称吴国公的朱元璋。在徐达、常遇春等东谈主的辅佐下，朱元璋在与张士诚的交战中屡告成绩，常州、长兴、泰兴、江阴、常熟、无锡等地均被朱元璋所夺。恰是在这种困窘的境地下，至正十七年（1357）八月，张士诚选拔向元朝政府纳降，遂被授予太尉。尽管被合计并非是诚意归降，然而从花式上来说，此时的张士诚已是元臣，因而对士东谈主来说在心扉上比较容易接受。陈基将这种心扉上的认可归功于张士诚的个东谈主魔力。他在《送周信夫序》中说：“今太尉以武济时，以文经国，不爱财宝舆马，招来贤俊，四方奇拔之士，闻风而至者相望也。”这么的赞颂，天然可能仅仅偏听偏信。陈基曾辅佐张士诚之弟张士信坐镇杭州，以好意思辞犒赏张士诚也就在理由当中。然而从张氏政权对吴地士东谈主的勾引力来看，却也并非全是谀词。
天然，也不是通盘的东南士东谈主都欢喜为张士诚所用，其中最驰名的天然要属元末名盛一时的铁崖老东谈主杨维桢。他元末时避居松江，曾受张士诚征召至苏州，然而却不肯为官，赋诗而归。都穆《南濠诗话》纪录说：“张士诚据有吴中，东南名士多往依之。不可致者，惟杨廉夫一东谈主，士诚无以为计。一日，闻其来吴，使东谈主要于路，廉夫不得已，乃一至宾贤馆中。时元主方以龙衣御酒赐士诚，士诚闻廉夫至，甚说，即命饮以御酒。酒未半，廉夫作诗云：‘江南岁岁烽烟起，海上年年御酒来。如斯烽烟如斯酒，老汉怀抱几时开？’士诚得诗，知廉夫不可屈，不彊留也。”是否实有其事虽难以确证，但杨维桢作为那时江南最有名的文东谈主，势必曾受到来自不同割据势力的邀请，而他最终并未接受任何一方的征请。此外，张昱曾经作《辞答张太尉见招》诗，表达不肯出仕之意：
中年顿觉壮心去，涉世颇知前事非。若使范增能少用，肯教刘表失相依。风浪天上浑无定，麟凤东谈主间不受。残梦已随舟楫远，五湖春水一鸥飞。
张昱元末时曾辅佐杨完者坐镇浙江，官至傍边司员外郎、行枢密院判官，后弃官不仕。他之是以不接受张士诚的招纳，大致是因为我方曾在杨完者府中任职，而杨完者至正十八年（1358）的死又与张士诚有顺利关系。调侃的是，当初张士诚能得手投元，却是杨完者戮力于撮合的后果。因此他在诗中才会以范增、刘表的典故来加以隐喻。诗临了说“残梦已随舟楫远”，则颇有一种忠臣不事二主的意味。张昱曾写过两首怀念昔日执戟岁月的诗，都与杨完者酌量。一首题为《杨忠愍义冢上作》：
梦觉邯郸万有空，邦东谈主犹自说英雄。谈家论将忌三世，臣子报君唯一忠。浅土何堪封马鬛，迷魂犹自恨秋风。死绥固是将军事，国史旗常画隽功。
另一首题作《过杨忠愍公军府留题》：
老是田家门下客，谁于军府若为情。林花满树莺都散，雨水平池草自生。街上相遇惊故吏，马前迎拜泣残兵。能言楼上题诗处，犹有将军旧姓名。
恰是由于存有“臣子报君唯一忠”之心，张昱即使入明以后受到征请，也莫得再仕为官的目的，临了被赐放还。
在至正十七年（1357）花式上规复元朝政府之后，张士诚当年冬天开动在虎丘大边界修筑城墙。偶而恰是因为至正十七年（1357）的这一次重修校正，使得苏州城变得坚固易守，也才有其后被徐达率兵围困十月的碰到。阐发《虎丘志》纪录，“是冬，张氏筑城虎丘，因高据险，役凡月余而竣，周南、邾经辈有诗纪之。”邾经所作《春陪吕志学曾彦鲁刘仲原同登虎丘赋呈居中长老》诗云：
虎丘山前新筑城，虎丘寺里断东谈主行。梵僧自识灰千劫，蜀魄时飘泪一声。渐少松杉围窣堵，无多桃李过辉煌。向来游事夸全盛，曾对春风咏太平。
据朱彝尊《静志居诗话》纪录，明东谈主王宾曾裁剪《虎丘诗集》一卷，收录邾经、吕敏、曾朴、释宁居中、周南老等东谈主记录这次修城的诗作 。在幻化莫测的历史烟云中，邾经等东谈主大致也不会料到，咫尺这座楼台耸立的新城，会在十余年后的战火中轰然倒塌。就连邾经我方，偶而也未尝料到，在十多年后他垂垂将老之时，还会被流配到远处的云南边地，继承乡念念和瘴气的双重折磨。
至正二十四年（1364），在祛除了我方的另一大竞争敌手陈友谅之后，朱元璋下令徐达、常遇春挥师淮东，开动向张士诚统治的中枢区域迫临。于是不错看到，从至正二十五年（1365）十月徐达、常遇春罢黜向张士诚的辖地发动攻击，到至正二十六年（1366）十一月收尾对苏州城的围困，张士诚的势力范围，从领先“南至绍兴，与方国珍接境；北至通、泰、高邮、淮安、徐、宿、濠、泗；又北至于济宁，与山东相距”，“带甲数十万”，到临了只留住孤零零的一座苏州城，仅畴昔一年多时辰，溃逃的速率不可谓不快。在明兵向苏州城紧追不舍的历程中，张士诚曾经试图以“围魏救赵”的战术来摆脱日益严峻的局势。然而一切的神勇都是陡然。从当年三月到十一月，徐达勾通的大明戎行先后攻克高邮、淮安、徐州、宿州、湖州、吴江、杭州、绍兴，苏州便成了一座孤城。那时参常遇春军务的汪广洋，濒临千年古城苏州，写下了一首《姑苏台有感》：
何事夫差日渐淫，都将兴废付登临。霸图反手归尝胆，醉魄流涎属捧心。台土尚存芳草合，鹿麋空卧古苔深。唯应胥口波浪急，百折东流感于今。
固然很难将张士诚、朱元璋与古之夫差、勾践相对比，然而历经千年废兴的姑苏台，却再次见证了历史成一火的变迁。困守苏州城内的张士诚，最终被讲明仅仅困兽犹斗。濒临已不可为的战局却不懂得趁势而行，偶而恰是激愤朱元璋以致其对吴城充满敌意的要紧原因之一。
历经十个月的攻守战，吴城在1367年秋被徐达雄师冲突，张士诚被俘，押送至南京，投缳而一火。同期被一同押送到南京的，还有“其官属平章李行素、徐义，右丞饶介，参政马玉麟、谢节、王原恭、董绶、陈恭，同佥高礼，入伍陈基，右丞潘元绍等所部将士，杭、湖、嘉兴、松江等府仕宦、家属及外郡流寓之东谈主，凡二十万余，并元宗室神保大王、黑汉等”。如斯大边界的俘虏押送，其场所之纷乱令东谈主无法假想。而如斯无边的俘虏，除了少数被处以极刑除外，大多被放逐到临濠、辽东、云南等边地、苦地，其中不乏像杨基、徐贲等那时驰名的文人。数年后，蒲山名士魏不雅出任苏州知府，在张士诚旧宫殿的处事上重修府衙，吴城旧事重被拿起，后果被朱元璋处以极刑，而元末因隐居不仕得以免遭俘虏、放逐行运的高启，以及曾以“文妖”抨击杨维桢的王彝，也在这一事件中同遭晦气。当年吴城北郭附和的一众士东谈主，除了头陀身份的谈衍（姚广孝），在明初简直都没能脱逃可怜下场。
二、围中忆往：以诗存东谈主与江南诗坛侧影
至正二十七年（1367）六月一日，身处吴城围中的张羽，应友东谈主吕敏所请，写下行书长卷《怀友诗》23首并序和跋。该长卷经事后东谈主重装得以保存，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 。文件中纪录张羽《怀友诗》较早的是李日华的《六研斋条记》，他赞赏张羽的书道“纤婉有异趣，仿佛谢庄月赋，亦墨宝中结璘火都也”，并录诗序及23东谈主诗，递次与今存图卷略有不同，末署“至正丁未六月一日浔阳张羽”，而不足跋。张丑《真货日录》亦载：“张来仪《怀友诗图卷》：诗凡廿三首，盖为吕志学写者。诗前有短图，文寿承为之，题署跋尾又有朱子儋钤记。”吕志学即吕敏，号苔轩高士，元末时与张羽、高启等东谈主寓居吴城北郭，互相以诗附和。
张羽的23首怀友诗每诗怀友一东谈主，其中除了倪瓒、牛谅、唐肃等少数几东谈主在那时较为驰名，大多在元末明初时行迹都不甚显。23东谈主固然仅仅他元末交游的部分文东谈主，却从一个侧面展现了动乱期间缺欠文东谈主的群体图像。又因这些文东谈主元末时均身处江南，因而也从一个侧面反应了那时江南诗坛的基本样子。23东谈主分散为：牛谅、冯允实、王钦、韩相、莘野、周复、陈恂、陈尧咨、莫世安、方彝、牟鲁、叶广居、唐肃、安处善、朱武、宇文材、董在、倪瓒、定心渭、沈梦麟、胡铉、潘牧、李讷。肤浅来说，东谈主在人命行将消逝的时候，对旧事的追忆最为蹙迫，仿佛像要留住时光一样。对身处吴城围中的张羽来说，追忆和怀念曾经交游的诗友，即是抱着这么一种心情。那时的他，偶而曾经畸形压抑，而借助对诗友的追忆，对曾经好意思好交游时光的怀念，这种压抑的心扉取得了开释的空间，过往的东谈主生也开动变得水灵，让东谈主不禁再次沉浸其中。换个角度看，身处围城当中的诗东谈主亦然在检点生平，以“写友”记录一段个东谈主“诗史”。
张羽所作《怀友诗》，相交友东谈主中有四位曾为之题辞，即那时同处围城的高启、徐贲、杨基、王行，而今可见的是徐贲、王行二东谈主的题诗和跋。徐贲《题张来仪怀友诗后》诗二首作于入明以后，诗云：
乱前草草别相知，乱后自恃不尽念念。惟我与君当天见，不胜来读卷中诗。
重读浔阳怀友诗，众中多是我相知。秋风落木乡园外，可有东谈主能为我念念。
王行《题张来仪怀友诗》后记相似也作于入明以后。时空流转，再读其诗中国 拳交，王行有感而发：
张君处围城中，迟早自忧之不暇，乃能推己之忧，以忧一又友之忧，形诸赋咏，其于友义若何也？且君学茂德修，所著必为世重。是诗既传，则于一又友之谈，所补不深已乎！
从高启、徐贲、杨基、张羽、王行等东谈主入后光所作的诗文中，时常能读到昔日友东谈主难聚的感触。张羽身处围城中作《怀友诗》，固然诗中友东谈主曾经散处各地，但互相间曾有过谨记的欢聚时光，因而不错说是一段对于元末诗友间燕聚唱酬的见证。与此形成对照，入明以后，东谈主事沧桑幻化，再无昔日友一又集聚的欢愉，所谓“不胜来读卷中诗”“可有东谈主能为我念念”，含有不尽的悲伤寂寥之意。诗史的改换，也暗寓于这种东谈主事的迁转、幻化当中。
1366至1367年间，徐达等勾通的讨张雄师横扫江南各地。就在徐达雄师行将围困吴城的1366年中秋，居处吴中的徐贲、王行、余尧臣、高启等东谈主还曾一同前去张羽住所共同赏月赋诗，仿佛涓滴未尝闻到干戈的炊火一般。徐贲有《丙午中秋与余左司王山东谈主高记室同过张体裁宅看月》诗记其事，诗中有句云：“缘知乐景不易遇，匪曰喜爱成淫耽。”是明知县态紧迫的借酒消愁，照旧枉顾世事的随性恣肆？也许从这两句中能够若干窥见诗东谈主们载酒大呼时那遮拦于心底的“羁愁”。濒临日益困窘的局势，即便寓居吴中的诸东谈主有归乡的酌量，似乎也很难成行。于是仅过了两个多月以后，苏州城就如铁桶一般被围困。身处其中的诗东谈主固然身心俱困，却也常作诗意的化解。如高启所作《闻晚莺》《答余左司沈别驾元夕会饮城南之作》二诗，即注明写稿地点是“在围城中”。其中《答余左司沈别驾元夕会饮城南之作》诗表明为“元夕”在城南“会饮”所作，当中有句云：“艰危壮气喜弥激，利器未施宁忍挫？颇闻萧索多杀伤，风雪呻吟苦无那。吾侪斯乐岂易得，应愧皇天恩独荷。”其时雄师围困苏州城不久，神志虽尚未变得不可打理，然而也已堕入愁云惨淡的境地，在“去岁属无虞”与今时“元夕共欢东谈主几个”的两相对照之下，干戈的阴云就发生在我方身边，今时的处境便显得越发贫窭。相比之下，《闻晚莺》一诗写得更为含蓄婉转。诗为作家耳听“晚莺”鸣叫后有感而作，时辰应当在三、四月之间：“昨岁闻孤啭，绿阴山院行。今朝寝斋雨，重听独含情。西涧多乔木，何为亦到城？”如果不是酌量到诗东谈主身陷围城的碰到，很难从中读出那种叹伤于世事风雨摇荡的感伤。与前首相似，此诗相似继承了一种“昨岁”与“今朝”进行对比的结构：与曾经娇傲怡悦的“山院行”气象相比，今时处身围城中的诗东谈主重听“孤啭”，碰巧春雨绵绵，空料到我方的处境，不禁愁念念无限。乔木到城，则示意了诗东谈主有家难归的纳闷心情。
与张羽、高启等东谈主碰到相似处境的徐贲，在至正二十七年（1367）苏城被破之前也写过多首诗作。如所作《丁未六月廿八夜作》诗云：“西风作雨又仍休，卧起园斋夜更幽。天黑露华凉不下，云疏河影淡还流。阴虫都响浑忘夏，落叶频飘预报秋。乱后俄惊时节异，却将何计为消忧。”同庚八月二十二日，其子顺哥沦逝，张羽知道抚慰，徐贲作《答张来仪见慰丧子顺哥》诗云：“每忆当年梦臼炊，如今又赋杏伤诗。众中独到君相念，知得君曾有此悲。”从以上诸作来看，徐贲在诗中所要表达的主要仍是一己的私情面感，至于因围困城中而产生的时局感触则被荫藏了起来。
彼一时，十月围城临了以二十余万吴中士民被押送到南京而告终，其间因此丧命者又难计其数。高启在战事事后偶遇旧识，语中带有一种故东谈主相见、劫后余生的沧桑感。其所作《兵后逢张孝廉醇》诗，既有友东谈主沦逝之痛，也故无意相见之喜：
客岁远别君父子，遭乱相传皆已死。今朝南陌忽逢君，为识东谈主汉文音似……间关仅得返乡里，脱命陷坑真秋毫。问我胡为亦憔悴，十月孤城陷围内。贫窭两地得俱全，政荷皇天怜我辈……城中素交散欲尽，君来使我忘忧悁。
不管是张氏父子避兵异乡，照旧高启我方被困城中，都可谓两世为人。而像杨基、徐贲、余尧臣等东谈主，尽管逃过身故之厄，却又遭受流配苦寒之地的可怜下场。在此情形下，能够与曾经相交况兼听说噩耗的友东谈主相遇，对诗东谈主来说无疑是莫大的惊喜，一都回想当年共同资格的好意思好时光，顾虑那段令东谈主谨记的记忆。至于在资格东谈主生起落、鸾凤分飞之后的感悟，在诗东谈主而言不外仅仅一种说梅止渴的心理示意，昔日的热枕壮志早已归于颓靡，躲藏山林才是东谈主生的最好选拔。
高启像
事实上，辞世事干扰、苟延残喘的元末，以及迁谪、放逐、身故之厄等非正常碰到频现的明初，以追忆、怀念、伤悼友东谈主为题的诗歌写稿在在可见。访佛张羽《怀友诗》《续怀友诗》、高启《春日怀十友诗》、刘崧《十三东谈主赞》、刘炳《百哀诗》这类群像式的作品，也便成了诗东谈主对昔日欢愉岁月最好的牵记与怀想。高启的《春日怀十友诗》作于元末，怀念我方与杨基、张羽、余尧臣、王行、吕敏、宋克、徐贲、王彝、陈则、僧谈衍等东谈主的吴城北郭附和岁月。刘崧《十三东谈主赞》记叙了至正十二年（1352）至至正二十四年（1364）的13年间，我方熟习的13位士友先后因战乱而一火殁，意在以诗（赞）存史：“余故自至正壬辰遭乱，至甲辰十有三载，如筠阳刘枢、刘机，龙泉章善，新建郑大同，靖安舒庆远、胡斗元，高昌玉珊，西域德礼悦实，高安李一又，吉水萧彝翁，清江杨士弘，庐陵旷达，豫章万石，西昌康震，吉水刘文昌，庐陵赵睿，皆忠义文行之士。或儋爵食禄，或草泽布衣，或功业未就，同罹祸毒，其悲愤赴死，与忧患没趣以没者尤相望。呜呼！千载之下，庶几或有因余言而得其为东谈主者，其逢时不淑，不亦交可感哉！”在期间涟漪的干扰眼前，个体人命显得可有可无。然而对每一人命个体而言，与之交游的每个东谈主都是水灵的存在，却不幸在乱离的世事中碰到物化的行运。如斯情势之下，诗东谈主内心心扉的悲痛与哀伤也就不难想见，作诗怀想亦然心扉的再次体验。易代之变对诗史演变的影响，也由此得到体现。
张羽在《怀友诗》跋语中向读者预报了我方将来还会有怀友续作，即所谓“约需续赋，用继末篇”，在景色变迁配景下带有“以诗存史”的意味。于是，他在入明以后又写了《续怀友诗》5首。他在诗前的序中派遣我方续作的缘由说：
予在吴围城中，作《怀友诗》二十三首，其后题识者四东谈主，则嘉陵杨君孟载、介丘王君止仲、渤海高君季迪、郯郡徐君幼文也。时予与列位及永嘉唐卿者游，皆高低不任事，故得留连诗酒间，若不知有风尘之警者。及兵后移家武林，向所怀廿三东谈主往往而见，而五君者或谪或隐，各相暌异。叹聚散之无常，感游从之贵重，作《续怀友诗》五首。
与作《怀友诗》时身处围中不同，《续怀友诗》写于张羽明初寓居杭州时期。然而对诗东谈主来说，“怀友”的距离并莫得因此而改变，以致当初围城之中所怀的友东谈主还不错常常相见，而入明以后所怀想的高启、杨基、徐贲、王行、余尧臣等东谈主，却因为或遭贬谪，或归乡隐居，愈加难以集聚。这么的情形，让诗东谈主不得不赞叹行运聚散的无常，又无比怀念昔日吴城北郭相处的好意思好时光。于张羽而言，高启、徐贲、王行、杨基、余尧臣可谓是他最亲密的诗友，前四东谈主明初时都曾为其所作《怀友诗》写过题辞。张羽《续怀友诗》的各篇诗题，一方面自大了诸东谈主在入后光新的政事身份，同期也暗含了各东谈主在明初后已失去作为诗东谈主的自主性。在此配景下，干戈的硝烟散去以后，各东谈主的行迹却暌违难期。因而续作的每首怀友诗中，处处显现着诗东谈主心中友情难续的感伤，那种“寻遗躅”“无休日”“邈难期”“向谁论”“何由及”的伶仃与寂寥，既体现了诗东谈主对昔日友东谈主欢聚时光的留念与追忆，又反应了明初以后诗东谈主果真的生活和心理气象。对高启、杨基等大大批江南士东谈主来说，亦然相似如斯。
三、吴中“诗史”：入明江南士东谈主的心扉记忆
对江南文东谈主来说，1367年不仅是时辰的分界线，亦然朝代更迭的分割线。从这一年末开动，历史的车轮便迈入了朱明期间：公元1368年，朱元璋致密即天子位，定年号洪武。就像任何王朝易代的历史时期一样，濒临这么的巨大变化，士林中为新朝欢欣鼓励者大有东谈主在，悲伤旧朝者也不乏其东谈主。1368年的某一天，王逢在接到男儿的信后，有感而发，写下了五律《得儿掖书时戊申岁》：
客梦躬耕陇，儿书报过家。月明山怨鹤，天黑谈横蛇。宝气空遗水，春程不见花。衰容愧耆旧，犹语玉东谈主车。
诗写得颇为恍惚，殁之下，很丢丑出内部有若干祖国之念念。然而王逢既然在入后光以苍生自居，就很难不让东谈主去权衡其诗是“别灵验意”。有东谈主就从中读出了作家那割不断的旧朝情绪：“钱牧斋谓此诗几于悖谬，亦各行其志也。视迎降恐后者，毕竟若何？”作为前朝苍生，王逢在洪武开元时未发扬出简洁欢叫之情也在理由之中。元朝尽管是外族统治，却并不妨碍士东谈主在王朝更迭之后保抓儒者骨气。在传统儒家伦理不雅念中，眷念旧朝的“各行其志”比“迎降恐后”的贰臣，在品格方面提升不啻一筹。在这少量上，并不关乎新旧统治者是圣明或者昏聩。
对入明以后的吴中诗东谈主来说，张士诚治下的苏州留住的多是好意思好记忆。高启曾作《吴趋行》乐府，赞赏吴地为元末浊世中贵重的安逸所在：
仆本吴乡士，请歌吴趋行。吴中实豪都，胜丽古所名。五湖汹巨泽，八门洞高城。飞不雅被山起，游舰沸川横。土物既繁雄，习惯亦和平。泰伯德让在，言游体裁成。长沙启伯基，异梦表休祯。旧阀凡几家，奕代产才英。遭时各建事，徇义或腾声。财赋甲南州，词藻并西京。兹邦信多好意思，粗举难备称。愿君听此曲，此曲匪夸盈。
1367年秋苏州城破，朱元璋基本完成一统南边的霸业，曾经遍燃江南各地的战火也行将灭火。然而对曾经活跃于苏、杭一带的江南士东谈主来说，历史的硝烟并莫得就此散去，而是在他们心里留住了难以灭亡的钤记。更何况他们当中的好多东谈主或者我方遭到放逐，或有九故十亲被流配至偏远、苦寒之地。若干年后，当高启再行站在张士诚宫殿原址前，遥想当年的华贵与喧嚣，不禁感触丛生，写下《吴城感旧》诗：
城苑秋风蔓草深，豪华都向此销沉。赵佗空有称尊计，刘表初无弭乱心。深夜危楼俄放火，十年高坞漫藏金。废兴一梦谁能问？总结青山落日阴。
苏州城为张士诚政权中心，高启元末时持久居住于此，固然未尝担任本色官职，但与之交好的淮南行省参政饶介为张氏政权要紧成员，杨基、徐贲等也均入其幕下。高启将张士诚相比为秦末赵佗和三国刘表，既有为之解脱的意味，又暗含恻然之情。而在长达10个月的围城之战中，他又曾亲眼目睹明兵从围困到攻克苏州城的通盘这个词历程。干戈的阴毒冷凌弃，个体人命的脆弱，在王朝更迭、历史废兴眼前都变得不足为患。岁月无声，青山依旧，追忆昔日华贵征象，留住的仅仅一声感慨和满目萧条。心扉上的恋旧，从一个侧面衬托了对当下处境的起火。
自从1367年徐达等东谈主攻破苏州城后，当年曾在长洲北郭以诗酒附和的高启、杨基、徐贲等东谈主，固然已不再有大边界聚处一地的条款，但少数几东谈主之间仍时有相会，而能够将他们相互酌量在一都的，则是对当年交游附和光景的追忆。高启曾作《和张羽怀吴兴旧游之作效其体》诗云：
城贯绿川长，朱阁映飞梁。莺娇山唱度，莲艳水嬉张。花童搦翠管，桑妇挈银筐。箬溪酒脂碧，顾渚茗旗香。择胜事未厌，惊乱意俄伤。回看旧游地，秋草变凄迷。
张羽为什么会写追忆吴兴旧友的诗，又是什么原因触发高启和作的敬爱敬爱？引起他们共齐心情的，是对元末友一又燕聚、附和好意思好时光的留念与怀想。诗中呈现于读者咫尺的今昔对比画面，形成了从华贵到雕残退换的明白对照，尽管莫得明言这么的变化是由元明易代所引起，然而诗歌显现出的对昔时光景的追念已触目可见。在此情境之下，未免会让东谈主产生对彼时江南诗坛由盛入衰征象的空想。
入明以后，高启常沉迷于对元末时期北郭诗东谈主附和的追忆当中。他曾作《忆昨行寄吴中诸故东谈主》诗，以今昔对比突显心扉张力：“忆昨结交豪侠客，深情厚谊无促戚。十年离乱如不知，日费黄金出游剧……自从飞动各江海，素交如今几东谈主在。荒烟落日野乌啼，零丁青山颜亦改。应知少年乐事偏，当饮岂得言无钱。我今自算虽未老，豪健已觉难如前。去日已去不可止，翌日方来犹可喜。古来达士有名言，只说东谈主生行乐耳！”高启、徐贲、杨基等东谈主元末时聚居于长洲北郭，心心相印，由于相对从容，对世乱的局面虽有所感知，但亲自体会不深。诗中对诸东谈主在元末交游、唱酬的描摹极尽铺陈，不错想见即使在时隔多年之后，诗东谈主仍然沉浸其中而不可自拔，诗中对当年情境的抒写即是这种心扉的再次体验。而在资格易代的变局之后，昔日乐游的素交已洒落四方，存殁不知。我方固然朴直青丁壮，却已深感大不如前，发生如斯变化的枢纽不在于年事的增长，而在于心态的日渐疲颓。事实上，在入明以后，高启曾不啻一次在诗中凭吊吴城旧事。如他曾作《都云楼》诗云：
境临烟树万家迷，势压楼台众寺低。斗柄正垂高栋北，山形都聚曲栏西。半空曾落佳东谈主唱，千载犹传醉守题。劫火重经化山地，野乌飞上女垣啼。
都云楼在苏州府治后子城上。据《明史·张士诚传》纪录：“术士诚之被围也，语其妻刘曰：‘吾败且死矣，若曹何为？’刘答曰：‘君无忧，妾必不负君。’积薪都云楼下。城破，驱群妾登楼，令养子辰保放火焚之，亦投缳。”在此情形下，高启诗中的“劫火重经化山地，野乌飞上女垣啼”，便有了重荷悲凉的意味。
以苍生自居的王逢，曾作《梦不雅闾元宾》诗，追念在城破之后自杀的元廷旧官不雅闾 。王逢在张、朱之战进行历程中，对战局的走向颇为柔和，如他曾作《寄陈昌谈检校时淮藩复濠泗徐邳等州》诗 。因此在听闻苏州城破的音书之后，他便写下《闻吴门音书二首》，同期也对元廷的行运知道深深的担忧：“唇一火遂使诸蕃蹙，板荡将贻上国忧。”其后当他行舟经过吴门，假想当年朱、张之战的诸种情形，战火虽已迟缓灭亡，留住的却是江南地面的疲於逃命，于是写了《舟过吴门感怀两首》：
跃马横戈东楚陲，据吴连越万熊貔。风浪首护平淮表，日月中昏镇海旗。玉帐歌残壶尽缺，天门梦觉翮双垂。南州童子为民在，愧忝黄琼太尉知。
强兵富境望贤豪，戴縰垂缨恨尔曹。一聚劫灰私属尽，三边暗澹国殇号。江光东际汤池阔，山势西来甲不雅高。形胜不殊东谈主事改，扁舟谁酹月中醪。
顾嗣立《元诗选初集》撮要此二首诗，后有小字阻挠评叙述：“张氏之据浙西也，原吉有功名之望焉，故首章末句如斯。其《闻吴门音书》有云：‘尽拟田契收故土，不期高幹损雄才。’又云：‘三年弟傲群情懈，十月城围百战休。’尤多痛惜之意。至于称士德为孤忠，谓东吴为唇齿，是则书生之见费力矣。”对江南士东谈主来说，张氏昆仲治下江南地域相对安宁的环境，使他们在心扉认可上愈加偏向于张士诚政权。
事实上，对张士诚最终败一火知道恻然之意的毫不啻王逢一东谈主。贝琼曾作《姑苏》诗云：
城溃姑苏伯业终，萧萧茂苑自秋风。青丝白马来江表，紫盖黄旗入洛中。宫殿独留残月照，绮罗应逐晓云空。如何十万貔貅士，不足吴陵一旅雄。
态度不同，诗中表达的心扉和眼光天然也会有所相反。历史的后见之明，对那时的士东谈主来说，未必即是正确或者理所天然的选拔。在大大批江南士东谈主眼中，张士诚治下的吴中是元末浊世中的一方稳重地，亦然他们得以安顿诗情的所在。
张羽在写给王行、高启的诗中，传递了我方从吴城之围中自若出来后，东谈主生的另一种碰到和感触。其所作《寄王止仲高季迪》诗云：
只恨孤城未突围，围开翻遣别相知。夕阳江上怱怱酒，细雨灯前草草诗。有梦直从花过时，无书空过雁来时。郭西古寺落款处，当天重游却共谁。
在另外一首《登姑苏台怀古》诗中，张羽试图将我方的心扉拉远到远处的年代，以“怀古”之名抒写我方的悲凉之感：
荒台独上故城西，辇路凄迷草树迷。废冢已无金虎踞，坏墙时有夜乌啼。采香径断来麋鹿，响屧廊空变蒺藜。欲吊伍员那处是，淡烟斜日不胜题。
洪武十五年（1382），张羽以太常寺丞奉旨前去凤阳祭祀皇陵，一齐舟行，写下了9首游记诗。其中第六首为经过高邮所作：
茫茫高邮城，下有古战场。那时奂盐子，弄兵此跳踉。燕师扫境出，供馈走四方。长困西百里，旌甲耀八荒。势如泰山颓，一卵安能当。骄将存姑息，顿刃待其降。两机拦阻发，岂暇虑杀伤。一旦谤书行，将殒兵亦一火。唶哉三里城，百万莫与亢。鹿走命在庖，终然属其王。空余菩萨台，落日风沙黄。
一位吴中旧东谈主，却要以新朝官员身份去皇陵祭奠，经过的方位又是昔日战事发生的梓乡，不知张羽那时是以若何的一种心情写下这首诗。“空余”一词，偶而最能体现诗东谈主濒临茫茫高邮城而发出的感触。回想当年，若干稳重壮阔的场景曾在此演出，然而历史风浪幻化，东谈主世沧桑，唯独落日、风沙、亭台、山川依然故我。心扉上的改换，不仅反应了吴中诗东谈主入明以后普遍弯曲的行运，亦然他们彼时果真心理的写真。
对入明以后的吴地（包括寓居）士东谈主来说，元末吴城既是我方人命历程的一段回忆，又是兼并于王朝更迭烟云中的历史。因而在他们这一时期所作的“忆吴”诗中，常充斥着“怀古”和“念念旧”两种情绪，既包含有远距离的历史沧桑感，又时常知道出痴迷于回忆的自我哀伤。如杨基《初归吴中感事》诗云：“附郭好山遐迩，绕城活水西东。东谈主哭东谈主歌夜月，花着花落春风。”山水依旧，东谈主事却已不可言说。对诗东谈主来说，春风吹来，花着花落，看似冷凌弃，却远远好过因为世事变化而长歌当哭的我方。而他所作的《遇史克敬询故居》诗，则更有一种今昔对比的寂寥感伤之情。诗有短序云：“克敬自长洲来，因询吴中风景，大异往昔，赋此以寓乡里之念念云。”诗句则充满了对往日好意思好时光的回忆：“三年身不到姑苏，见说城边柳半枯。纵有萧萧几株在，也应啼杀树头乌。”吴中风景大异往日，诗东谈主我方也已三年未尝前去。回忆昔日与友东谈主北郭附和的情形，日日流连于吴中山水之间，其间心扉的升沉与变化不言而喻。一种穷途末路的感伤情绪暗寓其中，也预示了往日诗社盛事的难以重现。
战乱事后，一切都已不复昔时旧貌，物已非，东谈主亦非。高启曾作《江上晚过邻坞看花因忆南园旧游》诗云：“去年看花在城郭，本年看花向墟落。花开依旧自芳菲，客念念竟然成零丁。乱后城南花已空，废园门锁鸟声中。翻怜此地春风在，映水穿篱发几丛。年时玩伴俱那处？唯独闲蜂随绕树。欲慰春愁无酒家，残香细雨空归去。”从“城郭”流荡到“墟落”，目睹花开，念念及去年旧景，咫尺的一切好意思好征象，只可引起诗东谈主的无限忧念念，昔日连绵不断的南园旧地，花已谢，园已空，东谈主亦不知所踪，在残香细雨中，满腹惆怅无处排遣，借酒消愁亦不可得。高启作为吴东谈主，资格了由元入明的历史大变局，亲自体会到不同期代配景下吴地宇宙处境的变化。其所作《送何明府之秦邮》诗云：
马前风叶助离声，楚驿都荒不计程。一令尚淹三县事，几家曾见十年兵？夕阳远树烟生戍，秋雨残荷水绕城。长辈不须重感慨，君来应有故乡情。
尽管情念念恍惚，然而其中似乎有为吴地庶民鸣不服的意味。元末江南一带是战乱最频繁的区域，宇宙持久饱受战火之苦。入明以后，由于朱元璋对张士诚的仇恨，对曾为张氏政权统治地区的吴地继承了比较严厉的政策，征收高额钱粮。在此配景下，宇宙生活的吃力显而易见。父母官员充任着国度政令的实际者和代言东谈主，诗末一句“君来应有故乡情”看似在宽解高邮庶民，实则是针对将出任父母官的何某（淮东东谈主）以及他所代表确当政者发声，其中又有为吴地宇宙请命的含义。诗中有史，在高启的诗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
相比景物的触发，与故旧酌量的事物、场景更能激起诗东谈主对好意思好时光的回忆，以及对当下处境的感伤。高启作《闲理箧中得诸友诗存殁感怀怅然成咏》诗云：“闲理乱帙中，乃得故旧篇。情态见遗翰，琼华尚清妍。忆昨游名都，结交此群贤。日枉贻赠词，情文蔼相宣。俯仰未十周，飞动若云烟。生者应鹤发，死者俱阴世。屈指俱永别，羁愁独江边。旧怀谁能识，洒涕东风前。”徐贲所作《己酉八月十七昼夜泛碧浪湖泊浮玉山对月呈席上诸公》诗，固然是流连山水与友东谈主的附和之作，却仍然未能忘情于我方资格的“丧乱”岁月。诗云：“水月共秋妍，山椒夜泊船。东谈主来黄叶浦，渔宿白鸥天。闻唱风澜外，抓杯露影前。自从经丧乱，谁得此留连。”［50］看似痴迷于山水之中，实则恒久未能与山水合一，仿佛此刻片霎的怡悦，都不外是强颜欣喜，所谓“自从经丧乱，谁得此留连”，恰是诗东谈主数年来碰到贫窭的果真写真。而当历史的镜头拉远到数年以后，杨基、徐贲、张羽、高启等东谈主都在新朝出仕，各东谈主的仕履出处却很少存在错乱，互相间也只可通过诗、书存问请安。在此配景下，当年吴中集聚的记忆重又泛起，也就很天然地遮蔽着一种怅然的心扉。张羽《答山西杨宪副素交见寄》诗云：
晋鄙遥山接太霞，十年从仕鬓空华。秋来有雁偏催客，腊尽无梅更忆家。私属羊毛皆入税，边风马乳代烹茶。番念念共隐江南日，每为论诗到晚鸦。
杨基入明以后曾被征赴京师，波折出任山西宪副，其后卒于任上。张羽作《挽杨宪副孟载》诗云：
南北云山赋远游，白头终老晋阳秋。千篇留得平生稿，半似苏州半郢州。
徐贲入明以后曾经应诏为官，然而却很难体会壮志满怀的热枕，萦绕于心的仍是当年吴城北郭附和留住的好意思好回忆。他在《江西途中寄吴城北郭王李诸友》中写谈：
雨晴沙渚片帆开，葭菼飞花雁叫哀。沉多情念念北郭，半年无梦落南台。山遮祖国层层出，云押长江片片来。关联词仕途吟念念恶，强凭尺牍凂清才。
对杨基、高启、张羽、徐贲等东谈主来说，苏州岁月是他们永谨记却的芳华记忆。一群粗犷陈词的后生诗东谈主在吴城北郭诗酒附和、纵论古今的壮阔场景，并莫得跟着岁月的荏苒和生活的弯曲而被遗忘，时常又会在写给友东谈主的诗、书中生龙活虎。如果酌量到各东谈主最终不幸的下场，昔日那种“共隐江南”互相“论诗到晚鸦”的好意思好回忆，似乎成了对他们入明以后仕履活命的一种无声嘲弄。诗坛的改换与颓靡，便由这种东谈主事的辗改换迁得到反应。
明初江南诗史的弯曲，由“吴中”作为诗坛中心区域的分解发端，至高启之死而转入低谷。洪武七年（1374），高启受魏不雅“重修苏州府第案”瓜葛而被诛，在江南文东谈主内心酿成巨大漂泊。杨基、王行、徐贲、方彝、张羽等生前相知故旧纷纷写诗、文横暴，表达哀念念。诸作当中，杨基的《哭高季迪旧知》最值得玩味：
鹦鹉才高竟殒身，念念君别我愈伤神。每怜四海无心腹，顿觉中幼年故东谈主。祀托友生香稻糈，魂归丘陇杜鹃春。著作穹壤成何用？抽咽东风泪满巾。
杨基赞赏高启“才高”却喻之以鹦鹉，其意甚不可解，似乎是说高启作上梁文、上梁诗仅仅应景之作，却因为才思横溢、内蕴丰富而被附会另有深意，因此得罪而被处以极刑。处于那时高压的政事环境当中，杨基诗中的含义十分恍惚，上述的解读也终不外仅仅揣测之词。尽管如斯，对曾经生活在张士诚统治地区的江南诗东谈主来说，高启的碰到仿佛一把高悬于他们头顶的利剑，不期然会在某个时刻倏而陨落。杨基、徐贲、张羽等东谈主最终的碰到，为这么的忧虑作念了最好的注脚，三东谈主临了都以非正常的方式走向了东谈主生至极：张羽坐事放逐岭南，半谈召还，投江而死；杨基被谗夺官，罚服劳役，卒于工所；徐贲以戎行过境，犒劳失机坐牢，并被安置了一个“犒师不周”的罪名而遭正法。高启作为元末明初诗坛绚烂性的东谈主物，“吴中四杰”之首，他的非正常物化，宣告了元末以来所谓“一变元风，首开大雅”诗学念念潮的收尾。正如张羽在悼诗中所说，“君一火谁复可言诗”，不仅仅对附和诗友而言的知友难觅，同期也意味着一个期间的遣散。
（本文原刊《体裁驳倒》2021年第3期第195-204页中国 拳交，阻挠从略。）